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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美英或与“反对派”勾结策划三招反制
.香港《文汇报》1月29日文章原题：“沮丧”之后，美势力三招谋反制据一名与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有接触的反对派成员透露，在元旦游行之前，几乎所有反对派团体都认为，在梁振英民望低迷，以及免费电视牌照事件影响下，势会推高参与游行的人数，预计人数可达10万甚至更多，而“占中电子公投”人数也将超过15万。结果，只有1.3万人参与游行、6万人参与网上投票，这个数字令希望打击梁振英的反对派大失所望。当时就有美国相关人员致电反对派骨干，了解情况，称“这是令人沮丧的结果”。该名反对派成员表示，以他的多年经验相信，美国驻港机构会在第二天发予总部的报告中，反映香港反对派的表现，此报告会影响到美国有关机构对港政策的调整。
美近期对港颇感“沮丧”
从去年底至今年1月，特区政府的高效施政以及中央政府的冷静应对，打破了美国在港人员的旧有观感。一个明显的现象是，香港的舆论离美英越来越远，不信任度不断增加，再没有舆论敢于明目张胆地鼓吹“亲美”政策。元旦游行的惨淡局面，对于一心要以“占领中环”为推手，占领香港政治高地的美国人来说，更象是一记狠狠的棒喝。他们没有想到，多年来一手经营的破坏香港特区政府有效管治的努力，竟然会换来这样一种结果。“沮丧”一词与其说是反映了香港反对派的内心感受，不如说是美国人自己内心感受的写照。
尽管“沮丧”，但美国人不会轻易放弃香港阵地。从当前种种迹象分析，以及综合香港政界人士的看法，估计美英在港机构今后一个时期会从三个方面策划实施反制行动。
一是以新闻自由离间两地关系。去年至今有多间媒体的主持人及主要编采人员出现变动，在信息高度发达的香港社会，这本是正常的事情。但反对派却将此上升到新闻自由的高度，指责中央政府意图打击香港的新闻自由，并不断发起所谓的“捍卫新闻自由”黑衣行动、一人一信行动等;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梁家杰还在立法会上提出捍卫新闻自由的动议，表面上是在讲香港的事情，实际上是对着北京去的。据悉，反对派在美英当局的支持下，正在策划一场能够全球关注的运动，届时CNN、彭博社等一些外国及境外媒体，将加入报道行列，从国际角度作出不利于香港的宣传报道，配合美英重掌香港政治的“话语权”。
二是推动国际民主声援。这种“国际声援”运动是惯用的手法，每到重要关头，总会出此策略。而不同于以往的是，今年香港有落实行政长官普选办法以及反对派计划“占领中环”的事情，给了反对派足够的借口去邀请外国势力加入。据称，今年4月或5月，将有大批所谓的国际民主学者访港，支援香港反对派，并在各种场合挑衅、攻击中央政府。当中除了“商讨日”的两名创立人之外，还将包括荷兰、德国、波兰等多位“研究民主发展”的学者，全心全意以所谓出席研讨会的名义，到港支持反对派。
三是鼓吹公民觉醒，煽动对抗。美英当局明白，一个社会和谐稳定的香港，不利于他们发挥影响力。只有一个纷扰不断、民怨四起的社会，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运作空间。因此，将会通过鼓吹公民觉醒，以实际的财力物力支持香港的反对派团体，推行所谓的抗争行动。但是这种“公民觉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公民教育，而是意图通过“民间团体”、“网络组织”、“青年行动力量”等非政党化名义的团体，以激烈的冲击手段、极端的政治口号，去改变香港市民对中央政府的尊重与认同。意图用成百上千件具体事件，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必要的抗击与反制政府的力量，当中青年与学生，无疑是最重要一环。
陈方安生又被推了出来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例是，陈方安生偕同公民党主席余若薇，于1月初推出一份名为“解‘毒’政改咨询文件”的意见小册，当中列举了种种所谓的证据，意图说明政府的咨询文件“瞒骗香港人”、“不给香港真普选”。实际上，陈方安生及其“毒文”针对政改咨询报告所列的“证据”，目的并非要推动政改咨询的顺利展开，恰恰相反，她意图通过这种混淆视听的方式与文件，去误导反对派支持者，误导公众，为其违宪的“公民提名”方案鸣锣开道。
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访港，与香港各界人士会面时，全面澄清了政改的原则性问题，当中强调的依法落实普选原则，获得多数市民的认同，反对派因此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因为目前公众对基本法的认同远远大于所谓的“国际标准”，反对派的“阵地”逐渐失去，正在面临无险可守的境地。今年元旦游行结果，是最好的证明。
陈方安生平时常以39年公务员生涯的“政坛元老”自居，但熟悉香港政治的人都明白，她当年突然离开特区政府，突然参加七·一游行，突然参选立法会议员，背后都是受“高人”指点。同样，她2013年4月24日成立“香港2020”组织，同样有着很深的政治原因。她之所以不顾事实，故意否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制性决定，目的是要为违宪的“公民提名”(2017年行政长官参选人)鸣锣开道，也是为余若薇参选做好铺垫。但她选择这个时候出手，不见得是她本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幕后政治势力需要她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做一点挽回政治局面的事情。
余氏对政府政改“斯文”绝非本意
陈方安生推出这份“毒文”完全在意料之中，但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公民党主席余若薇竟然中途加入，成为这份“毒文”的共同发起人。余若薇不是有公民党的平台吗，何必要变换平台？如果回顾余若薇的经历，那么她今天的举动其实并不奇怪。
实际上，在幕后操纵陈方安生与余若薇的是同一批人，而余若薇又是反对派极力计划推出的特首候选人，她必须保持一定的公众关注度，但碍于公民党主席的身份，任何她提出的方案与意见，都会被冠以公民党立场，这并不利于她灵活开展特首选举的热身活动。但陈方安生发起成立的“香港2020”组织，则为她提供了一个更方便的平台，她积极参与其中大概有两个目的，一是测试公众反应;二是为日后公民党提出的政改方案一旦不受欢迎，她好有个地方退避三舍。
就2017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而言，留给美英势力的时间已经不多，在中央政府牢牢把握普选主导权、特区政府全速有效运作之下，如果有人硬要将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拖入香港的选举中，那么，香港在2014年必定不会太平。
